国内“性”与“虐恋”的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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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性”与“虐恋”的发展简史

之前整理过西方BD5M的发展史,日本的相关历史也写过不少,一直想写一篇咱们自己的,但无奈一方面太多的资料被屏蔽无从查找,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横跨“文革”这种历史敏感时域,写起来几乎处处无法下笔;最后选定从学术圈人物落笔出发,以期管中窥豹,多见几斑。

1923年冬天,北大的哲学教授张竞生在《京报》上刊登了一则小广告,题为“一个寒假最好的消遣法”,内容大致是“这个冬天如此的无聊,让我们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你把你的性经历投稿给我,我拿它来做研究,最后回报给大家一个促进‘性’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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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授张竞生

这个小广告一出,本以为不会有什么波澜的张竞生在短短几天内收到了200多封信件,有描述自己怎么“遗精”的,有描述自己喜欢什么“姿势”的,还有写自己初次经历的,总结起来,无外乎:性的欲望,性的癖好,性的趣味,性的度量。

其中有一位广东女子余美颜的来信是这样说的,自己去年刚刚学骑马时,每次总在马背之上颠簸冲撞,令下体苦不堪言,但时而久之,竟有飘飘欲仙之感,且……(此处省略一万字),后爱上薄衫薄裤骑马,甚至于裸身骑马,这都成为了自己不为人知的小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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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美颜

这是我能找到的中国近代史上关于“受虐倾向”最早的记载,一方面你能想象到张竞生此书尺度之大,一方面也从侧面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轮廓。

这本书名叫《性史》,1926年它正式出版,一开始试探性印了1000本,那时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这本书一点也不过分,租界里一天卖空,上海光华书局连夜加印也挡不住人们的热情,许多书店甚至连门都被挤坏了,租界外面买不到,就靠手抄本流传,当时就连手抄本都能炒到正常好几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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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史》它的封面放到今天依然出格

一时之间,压抑封闭的社会似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尤其在青年之间,那时最铁的哥们义气,不是“道士5条狗,带你横着走”去砍传奇,而是“好兄弟,我去给你搞一本性史看看。”茶余饭后,人们也从张竞生在书中的批注里找乐子,情感问题,避孕问题,女性高潮问题,无一不谈。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一次在课间听到两个学生竟在大方谈论“性事”,而桌前正放着张竞生的《性史》。这老爷子哪里受过这种刺激,顿时面红耳赤,浑身颤抖,回了办公室就大骂张竞生是“卖春教授”、“臭不可闻”

第二天,张伯苓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查禁这本书,并严格监督自己的学生,但凡抓到者,记大过一次。《民国日报》也迅速跟进,讥讽此书让国民变态,“一班青年男女,时时刻刻如同饮了狂药一般。”

时任广东一把手陈炯明也是个老派守旧人物,无意中看到此书,差点一句“丢雷老母”喷在纸上,立刻定义此书为“淫书”,下令全省查封。

北大迫于压力,也只能关门送客,解聘张竞生,并请他另谋高就。

张竞生本人对此颇有微词,他认为自己的《性史》绝不是淫书,而是具有社会学和医学的价值。张竞生在书中提出女性在性奋时会分泌不同的液体,并命名为“第三种水”,却无奈学术生涯被迫终止,无法继续研究,直到50年后,德国医生格拉芬伯格才作出了同样的论断,并将其命名为“巴多林液”。

我们不去讨论到底是什么将张竞生的研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总之,扼杀并没有让张竞生的《性史》从世间消失,相反地,绝对的高压激发了人们反弹的好奇心,据说在打压最严重的南开大学,《性史》反而达到了人手收藏一本的情况。

在那个其他媒体并不发达的年代,它仿佛成了年轻知识分子的地下交流货币,不断有人帮它盗版、扩充、续写、交易,虽然张竞生只出过一卷,但据说巅峰时黑市里能买到林林总总10卷有余,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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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假借张竞生之名出版的盗版《性史》续集

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禁欲的年代,男女性别差异被抹去,全都穿的一模一样,谈恋爱也绝不能为了性,必须是为了伟大的“工农阶级革命事业”。在此情况下,《性史》这种树大招风的招牌也肯定不能用了,毕竟之前封禁的时候顶多是没收,现在被查到了可就是“作风问题,阶级批斗”了。

但即便如此,依旧没能阻止住它在地下的传播,可真应了那句老话,“食色性也”,一曰吃饭,二曰好色,都是人的根本需求,到死都离不了。《性史》在时代潮流的更替中抛弃了它原来的名字,开始顺势演变、改名换姓,悄悄重生。

1968年,18岁的潘绥铭作为知青来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其实农村要比城市开放的多,大家的生活无非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每天干完活回来,锄头一放下,总得靠些黄段子来点缀生活。在一个燥热的黄昏,潘绥铭被传阅到了一部破旧不堪的手抄本——《少女的心》,其中不乏受虐、乱伦等淫秽情节。

潘绥铭躲在炕上脸红心跳地看完,他并不知道这本书就是从《性史》中的故事改编而来,也不知道此书不久后就将被定义成“文革第一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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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于禁书的查封文件

但这本书在潘绥铭的心里埋下了一些种子,关于“性交”,关于“月经”,关于“性器官”,他并不懂那些是什么,也不敢问周围的同学和村民,只是默默地记在了心里。1980年,潘绥铭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世纪性社会史”。毕业之后他来到了人民大学当老师,力排众议开设了一门选修课,《性社会学》。

第一节课,学校的领导在教室后面旁听,潘绥铭语出惊人,不仅探讨性交细节,更是直言“不让大学生性交,算什么性教育?”领导听了十分钟实在受不了,捂着耳朵出了教室,大骂潘绥铭是“流氓”,“脸皮厚”。

1988年,潘绥铭在一节课上介绍性行为中的“受虐倾向”和“施虐倾向”。其他女生听着听着全都羞红了脸,只有一位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博士女海龟听得格外认真,潘绥铭提问,“有没人知道英文学术名词Sadi5M and masochi5M该怎么准确地翻译成中文?”有人摇头,有人回答“性虐待”;这位女博士悄悄举起了手,说:“应当翻译成‘虐恋’比较达意,虐是表象,恋是心理,这是由潘光旦先生在1944年的《性心理学》中提出的。”【摘自网络,真实性未考究】

潘绥铭推了推眼镜,注视着这位同样戴着厚厚眼镜片的女博士,心里产生了一丝好感。下课之后潘绥铭找到这位女博士,一个劲地劝她,“搞性学研究不能都是男的,你是女的,又是留学博士,你也应当来搞性。”

而这位女博士,就是

李银河架不住劝,最终加入了潘绥铭的团队,但她给潘绥铭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支持她研究虐恋群体,为了取样,甚至还拉着爱人王小波一起搞研究。

怎么搞呢?就是实践。“小波本来是一个性欲很正常的人,可是由于我喜欢虐恋,慢慢也把他‘掰弯’了,我们做爱会包括捆绑和轻度鞭打类活动…..当有一回小波主动买了一根指头粗细的绳子回家时,我还是感到意外惊喜,因为这说明虐恋已经真正进入了他的欲望结构。这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分析自己,一起探讨心理层面、社会学层面的问题了。”(摘自李银河《人间采蜜记》)

十年之后,1998年,李银河发表了自己到目前为止学术价值最高的两本书,《》和《同性恋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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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恋亚文化》

《虐恋亚文化》在豆瓣上的评分是7.8分,共有680人评价,有一条书评这样写道:“这本书让人看到两个字,‘自由’。”

但自由并非没有代价,为了《虐恋亚文化》等书的研究取样,90年代李银河与潘绥铭南下暗访红灯区,对性工作者的性行为偏好进行访谈取样。他们按照其时薪支付费用,但由于性工作者的工作性质无法为他们开具发票,于是学校最终以“科研资金使用不明”为由,给与潘绥铭教授连降三级的行政处罚。

潘绥铭教授一气之下直接提前退休。

而这些代价换来的一点微小的前进和研究,距离张竞生的《性史》,白驹过隙间,竟已经过去了72年。

此刻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总让我们去开发票报销,原来是因为“发票开不好,社会学泰斗也得倒”,当时每每拿到报销单,林林总总 类目,只觉头晕眼花,两腿发软,实在是错怪了导师培养自己的一番苦心。

1967年,李银河作为知青在白洋淀插队,突然从安新县来了一辆卡车,上面跳下来一队警察,要求村子里所有的知青过来集合,统一送回北京。

当大家都坐上那辆“解放牌”敞篷卡车后,一名叫做江山的男生抗议警察没有给出具体的转移理由,不愿离开。警察从江山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塞到他嘴里,然后把他五花大绑扔到了车上,就在李银河的脚边。

一路下来,李银河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个被绑的结结实实的小伙子身上。看他汗流浃背,李银河也跟着脸红心跳。她在自传《人间采蜜记》中说:“我从江山的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感,他那痛苦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我后来常常出现的性幻想形象之一。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

靠自己的喜爱和坚持完成了《虐恋亚文化》,孤独地令人钦佩,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一项学术研究需要全靠自己内心的喜爱来坚持,而得不到其它层面的保障和支持,又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从《性史》到《虐恋亚文化》,间隔了72年,而从《虐恋亚文化》到现在,又已经过去了21年,性社会学的空白总是如此的漫长,就像在浩无边际的宇宙里等待一束星辰的光;究竟是悲哀存续,还是厚积薄发,到今天为止,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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